以研究企业史著称的小艾尔弗雷德·杜邦·钱德勒在他的皇皇巨著《看得见的手：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》中为我们回顾了美国现代工商企业的发展和管理科学的诞生（很遗憾关于现代企业管理革命的历史似乎并不包括中国，因为那段历史正好重叠于1840年起的中国百年苦难史），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视管理的本义。

工业革命带来的运输与通讯中的革命，催生分配和生产的巨大变革，从而也在技术和组织上推动新的工商企业的诞生。

这些新的工商企业的特征包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、新的支薪中层经理的大量诞生，而后者的使命就是管理。在那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中，钱德勒认为，只有当管理的协调超过市场的协调时，现代企业才是真正诞生。

1908年，工业天才杜兰特创办了通用汽车，但两年后即因为过度扩张和决策冲动而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。

此后皮埃尔·杜邦作为董事长、斯隆作为总裁所掀起的管理革命，奠定了通用汽车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工业企业。斯隆是1923年成为通用汽车总裁的。当时的通用汽车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中，销售下滑，外部PK不过当时的最大汽车厂商福特，内部的多事业部体制也比较混乱，杜兰特的喜怒无常的独裁式领导模式正在酿成危机。

此时的斯隆就处在管理的1阶段，所以他迅速建立起了以他自己为核心的执行委员会，并将赋予了至高地位。随之在组织管理、财务控制、产品发展、控制成本等方面，斯隆建立起了绝对的权威，并由此奠定了他的职业经理第一人的位置。

斯隆在《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》中记载了他50年的管理岁月。随着业务稳定和组织稳定后，我们看到了一种尊重人性、尊重专业管理的自下而上的风格的诞生。

斯隆创造了一支高度专业化、冷静和精明的全新管理团队，这些经理人根据当时可用的信息来做出决定，而不光是凭借直觉。《经济学人》杂志说“他把管理变成了一套高效、可靠、如同机械般的流程。”

同时，斯隆创造了一种分散经营的事业部管理体系，并赋予了事业部单元前所未有的责任，引入绩效管理的模式。这种结构下，高层管理者更多的决定战略问题，而经营决策则要靠前线人员。

8月19日，国美的黄国裕发表《致国美朋友的一封信》，坦言“对执行的困难预料不足，导致现实与目标有一定差距，坦然接受外界的质疑和批评。”

过去，黄国裕是个商界强人，2021年2月，回归不久的他开始重整国美的步伐，发表内部信，要“力争用未来18个月的时间，使企业恢复原有的市场地位。”但18个月后的这封信表明这一计划基本上失败了。

黄光裕依然很强悍，他每天中午到达公司办公室，工作到凌晨2-4点方才离开。这符合管理1阶段的属性，但仅仅依靠高层的问题意识和推动能力挽救公司太难了。更多的企业需要来自于基层和前线的员工的问题和推动力。